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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行健
一、于丹二书是"注水肉"
有人认为："于丹现象"其实是一场商业策划（也有人称之为商业炒作），言下颇有鄙夷之意。但窃以为：这主要还是一种文化行为，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是有区别的，当然并不排除有商业的因素在内。可是，商业又怎么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还有多少与商业和金钱无关的事情？电视台要收视率（背后是广告收入），书商要赚钱，于丹教授也不可能光是沉迷于心灵的逍遥游，而不食人间烟火；其中有商业因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在商言商，从商业的层面来看，是不是符合商业道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具体地说：是不是以诚信为本？是不是遵循了保质保量的等价交换原则？有没有商业欺诈行为？是否对得起广大消费者？要知道：在你的众多读者（在商业层面上就是消费者）中，不乏把你捧上天的痴情的粉丝，也有一些拿点心钱买书的天真的孩子们，你忍心宰他们吗？
"注水肉"是易中天先生常用的语汇之一，在《品三国》（上）中，他就说刘备的皇族身分是"注水肉"。那么，我为什么要借用这个词批评于丹的两本《心得》呢？下面我们就做一次"3.15"式的论证。
于丹的《〈论语〉心得》在央视上讲了七次，每次43分钟，字数7-8000字，共约5万字左右。按照一般的出书惯例，不过是一本不厚的小册子，定价5-6元足矣，可于丹竟出了一本16开，160页的书，定价人民币20元整。《〈庄子〉心得》讲了10次，不过是7-8万字，定价7-8元足矣 ，却出了一本16开、151页的书，定价20元。那么，二书的厚度是怎么增加的？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主要是采用了两种办法：
另一种办法是在页面上多留空白，以及加大行间的空隙。中华书局印行的《于丹〈论语〉心得》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印行的《〈庄子〉心得》基本上还算正常。
另一种办法是：把《论语》和《庄子》的原文全部附在后面。用一部书作附录，在出版史上实为罕见。
第一种办法，是典型的注水行为，用不着多说。单说这第二种办法，其实也是一种注水的行为。为什么？我们就着重论证一下。
据于丹自己说：她秉承央视的意旨，把受众定在初中以下文化的层次上。那么，这些人因为看不懂《论语》和《庄子》的原文，才来听你的讲述和买你的书的；而你把两部不加注释和翻译的经典的原文附在后边，他们看得懂吗？别说这种文本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读者毫无用处，连专家学者和文化水平较高的那部分读者也是不需要的。我们知道：《论语》和《庄子》二书流传了两千多年，历代学者做了许多考证，注释和讲解，这都是学术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学习《论语》和《庄子》的起点，专家学者也必须要加以参考利用；而今人有许多通俗的翻译和注释本，更是广大群众学习的阶梯；很少有人只看原文的。于丹教授在《〈庄子〉心得》一书的自序中，不也说在床头放了好几年的庄子书是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吗？连你这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出身的教授都看通俗的注译本，却让初中以下文化层次的读者去啃不加译注的原文，他们啃得动吗？这岂非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像于丹教授这样精于策划的聪明人，则明知道他们啃不动的，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答案只有一个：用原著凑篇幅，多卖钱，也就是现在商业领域盛行的捆绑式的套餐。看来于丹是利用已经取得的虚名，利用浮躁的所谓"国学热"的时机，利用大众中仍在痴迷的粉丝情结，把读者狠狠地宰了一把。但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读者多花了冤枉钱。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庄子〉心得》每本至少多花14元，《〈庄子〉心得》每本至少多花12元。根据现在最新的消息，前者已卖了290万册，再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卖出300万册是不成问题的。后者投入市场不久，现正热卖中，看势头以后卖到300万册也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读者对前者所花的冤枉钱共为4200万元，后者是3600万元，二者共7800万元。据称版税率是12%，于丹所得的不义之财是936万元。当然，这并不包括于丹正当所得那一部分，也不包括电视台、出版社、书商、策划人……等等这些商业链条上的单位和个人的收入。
第二，这么搞要浪费多少纸张？要多砍多少棵树？我不懂得造纸的事，我想内行人是算得出来的。
第三，孔、庄两位先师已经死去两千多年，他们的著作权已不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列，在于丹教授多得的那一部分版税中，好像也包括二位先师的知识价值。那可是全民的精神财富啊，怎么就该于丹教授一人独吞？把先师的知识价值，也变成了人民币，揣进自己的腰包，真不愧是策划高手！庄子说道无处不在，看来于丹的生财之道是无孔不入的。
《庄子》中有许多寓言，下面我也讲了一个寓言吧！这是我编的。
有一个奸商，卖了许多注水肉，却站在讲坛上大讲儒家的仁义道德，道家的淡泊名利，尽管有许多不知情的人还傻乎乎地为他叫好，但知情人又会怎么想呢？
也许有人会说：出书的事，都是出版社一手策划的，与于丹教授无干啊！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有什么背景，那就太善良了。试想：书怎么印，里面增加什么内容，出版社怎么会不和作者商量而取得后者的同意？何况于丹教授还是著名的传媒策划人？就算这事不是于丹策划的，起码可以表明：她在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学者的良心，与出版商同流合污了。
在这方面，易中天先生要比于丹强多了。《品三国》（上）20多万字，还附加一个光盘，不过每本才卖了25元。特别值得赞许的是：易先生没有把《后汉书》、《三国志》等原著捆绑起来卖。还有隋丽娟的《慈禧》，如果把《清史稿》、《清实录》以及大内档案作为附录来印，那得卖多少钱一本，她就是不如于丹教授精明！
下面，我要精选几条孔子的语录，送给于丹教授作参考。在4岁就开始读《论语》的于丹面前，就算是"班门弄斧"吧！
1、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君子懂得义，小人懂得利。"
义、于丹解为"仁义"，不确。义，宜也，合适、合理的意思。仁和义有联系，但本义有区别。所谓义，也就是行为合乎道德标准。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说："行而宜之之谓义"，最正确。义、利之辨是孔孟之道的起码要求，孟子甚至主张"舍生取义"。（见《孟子•告子上》）
请问于丹教授：按照这个标准，什么钱可以拿，什么钱不可以拿？你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
2、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们所愿望的，不通过正道得到它，是不能接受的。
请问于丹教授：通过出书注水成为暴发户，算不算"以其道得之"？
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译文："依据利来办事，会招致许多怨恨。"朱注：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请问于丹教授：你是"放于利而行"，还是"放于义而行"？
4、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译文：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富和贵，对于我好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这才叫淡定！在当今之世，尽管我们不提倡像孔子、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但可以想见：他们的心境是恬静和坦然的。于丹教授在数钱的时候，能体会到这种心境吗？
二、《心得》是这么鼓捣出来的！
在2007年第二期《三联生活周刊》上，于丹坦言自己出台《〈庄子〉心得》的经过：
"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着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小故事，鼓捣到一起。我就知道好多人会骂，但我对这本书没有什么期待。有人批评《百家讲坛》带来不好的风气，没看《论语》先被你说了，没看《三国》先被易中天品了，没看《红楼》先被刘心武误导了。其实《李双双》那电影里有句话，叫先结婚后恋爱，你有功夫慢慢恋爱去。"（转引自天涯网：《散文天下》）
正在大家为于丹的《心得》争论不休的时候，于丹的自述可以使我们茅塞顿开，澄清了许多问题。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 于丹自己已经道出了《心得》出台的经过和她对这件事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事情已经不辩自明了。
那么，我们从这份第一手材料中，会得到一些什么重要信息呢？
第一、于丹在央视上讲《论语》，并没有认真地备课，只是坐在那里冥想，一边喝水，一边把《论语》的片断原文和一些小故事（有网友揭露，多是《读者》杂志上的），配合一起，《心得》就这么"鼓捣"出来了。于丹这样说，无非是显示自己"太有才了"，在全国最强势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上，面对亿万观众，讲述中国古典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论语》，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地准备一番，而对于我于丹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杀鸡之事，焉用牛刀"？不就这么一"鼓捣"，就出来了吧？看来在网络上、报刊上，许多有识之士（被于丹的粉丝们称为"跳梁小丑"、"嫉妒别人出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被妖魔化的那些人），义愤填膺地指责于丹亵渎了经典，并非无的放矢；于丹对待经典，确实是缺乏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把经典供奉起来顶礼膜拜，恢复读经尊孔的旧传统；也不是说：经典中的观点和言辞绝对正确，完全符合现代精神，不需要用理性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而是说：应当认真而全面的学习和研究，体会其全部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区分其糟粕与精华，汲取其有用成分，重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当然，对于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能有这么高的要求；而对于在中央电视台上向亿万观众宣讲经典的学者来说，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在教育界里有一个尽人皆知的说法："你若是对学生讲一碗水，你的肚子里要有一桶水才行。"又说："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如果只是对经典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而断章取义，随意阉割，曲解经典，浅入浅出，浮光掠影，那不是亵渎经典是什么？
好喝酒的人都知道：有的酒是酿造的，有的酒是勾兑的，勾兑的技术再高明，也不是酿造酒的原滋原味。于丹的《心得》是勾兑出来的，但学术和酒不同，是不能勾兑的，你硬要把孔子的《论语》和外国小女孩买头花的故事勾兑在一起，岂非不伦不类？正因为《心得》是机械地勾兑而成，就很难做到天衣无缝。尽管文辞华丽，喋喋不休，内容却是空洞，苍白得很，在逻辑上，说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二，于丹的这种作坊式的生产《心得》（于丹叫做"鼓捣"）的办法，是主题先行，典型的主观主义。也就是先在主观上确定一个主题，再去找孔子的语录，只用符合主题那几句，然后用《读者》或其它报刊上的小故事来勾兑（于丹总是说："我看过一本书"，绝不说是从《读者》等刊物上信于拈来的），产品就出来了。这能符合孔、庄二子的本来的思想吗？
第三，于丹的出名，她的被神化，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她自己事先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来想到的只是：《论语（心得）》是一坛勾兑出来的劣酒，自己是准备挨骂的，对这本书"没什么期待"。这是心里话，符合客观实际，一个人再没有自知之明，也知道自己肚子里吃下几碗干饭。语云："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通过两本《心得》来看，于丹对古典文化并没有深厚的功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人在网络上、报刊上给她指出了许多错误，就是一个明证。据《南方人物周刊》报导：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曾出版过研究《论语》的专著的朱维铮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她的胆子很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转引自天涯网《天涯杂谈》）
当然，根据我的理解，说于丹不懂《论语》，并不是说她一点都不懂，连中学生还懂得"学面时习之"呢；而是说：从专业水平来要求，她是不够格的。
也许有人说：于丹不是4岁就读《论语》吗？怎么能说她不懂《论语》？
我的回答是：这是她自己说的，我们不能当真。塞外李悦已经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论证了所谓"4岁读《论语》"，是一个谎言。因为于丹教授4岁时是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时，2年后就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那时谁敢让孩子读《论语》？当然，塞外李悦只是一种推理，符合一般情况，未必完全符合特殊情况。也许于丹的父母真就不怕受政治迫害，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别人读《毛主席语录》，我就偏让孩子读孔子语录，。但即或如此，也不能说于丹对《论语》真有什么功底。拿现在来说：4-5岁的孩子会背唐诗、宋词、《三字经》、《千字文》的多了，那只是机械的记忆，谈不到真正的理解。
也许有人又会说：于丹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吗？怎能说他不懂《论语》？
我的回答是：现在是高学历、低水平时代、硕士生也好，博士生也罢，确有一部分人非常用功，炼成深厚的功底，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浮躁，不用功，混资格，在学习上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只是应付考试和准备论文（也是东拼西凑，或找枪手代作），认为哪里有用，就学一点，认为哪里没用，就怕斯过去。最后虽然也取得了学位，但功底浅薄，专业知识稀松平常。于丹学习古典文学时是否用功，我们不便枉加臆测；但从大家给心得挑出那么多错误这一事实本身来分析，她不太可能属于非常用功的那一种。说到这里，我们便会很自然地考虑到：如果于丹对中国古典文学真有敬业精神，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为什么硕士生毕业之后，不继续念古典文学博士，却去念影视学博士了呢？答案只有一个："她是很现实的、很时尚的、急功近利的那种人，从功利方面来考虑，影视学自然要比坐一辈子冷板凳的古典文学风光得多，出路要好得多，估计经济收益也要强得多。但人算不如天算，真所谓"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料在电视台上玩了一回票，用孔子语录加中外小故事这么一鼓捣，本来是准备挨骂，"没什么期望"的，却意外地大走其红，来了个名利双收，几乎成为神话现象。早知如此，当初何必跳槽念影视学？用古典文学博士的身份讲古代经典，岂非更有公信力？不过，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当初真的念古典文学博士，那可真要坐一辈子冷板凳了。你不是影视学博士，就当不了央视的顾问，讲《论语》和《庄子》，怎么会轮到你的头上？从哲学的角度看，就因为这些阴错阳差，偶然性才变成了必然性，用孔子的话说，那就叫"命矣夫"！
总之，于丹的成名和被神化，纯属一场误会，纯属偶然。但说一千，道一万，学问是硬道理，学问不到火候，成就多大的名声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被人捧得越高，就摔得越重，为于丹计，现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媒体来说，不要继续神化她了；对于于丹的粉丝来说，要理智一些，不要因为盲目崇拜偶像而迷失自我。
泡沫就是泡沫，很快便会迸裂，消失。
第四，上引于丹的最后一段话，令人很不舒服，总觉得她是站在央视的门口，指手划划脚地在嘲弄着广大的观众，当然主要是针对批评她的人。她的意思不外是，误导就误导吧，反正我的策划非常成功，已经占据了央视这个制高点，引导观众（可怜的傻狍子们）和《论语》、《庄子》结了婚，生米做成熟饭啦，谁反对也没有用。承认现实，好好地过日子吧！还是不太了解《论语》和《庄子》，爱不起来？没关系，看原著啊，我不是把原著捆绑式地卖给你们了吗？读不懂？找专家学者呀！我讲的只是个人"心得"，与学术无关，是逗你玩的。慢慢地啃原著，像李双双和喜旺的"先结婚，后恋受"一样。不就结了吗！
三、《心得》的秘诀：三脱离一链接
于丹"鼓捣《心得》，除了她自己所说的用经典原文匹配小故事的绝招之外，还有一些秘诀她没有披露。但我们读《心得》的过程中是会体会到的，概言之，可以称之"三脱离"，再加上匹配小故事，就是"三脱离一链接"。
何谓三脱离？
一、是脱离经典作者的历史背景，时代氛围。
我们知道：人是社会的动物，时间的过客，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之中，他的思想、学说，都是这历史背景，时代氛围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孔子和庄子的的思想，学说，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脱离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们的思想，学说。用当代的政治观点，道德标准来批判古人的思想，学说，就是犯了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举个例子说：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译文：只有女人和小人是难以相处的，亲近他们就不逊顺，疏远他们又会抱怨的。）这条语录，在近现代一直为女权主义者和自由平等派所诟病。但也有人曲意为孔子开脱，于丹教授就说小人是指小孩而言，别人质疑，她还辩称"这是个人看法。"但学术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知识层面的东西，只有对错之分，哪有常识以外的"个人看法？"赵高批鹿为马，能用"个人看法"为他开脱吗？说煤球是白的，雪是黑的，也只是个人看法不同而没有对错是非吗？在《论语》中，君子、小人在不同的场合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为贵族与平民之分，二为有德与无德之分。这里的小人，应是后一层意思。反映了孔子岐视妇女的思想。是说妇女在品格上有缺陷，而不是说她们像小孩一样天真。孔子岐视妇女的言论，在《论语》中还有一条，历来不为人们所关注。现录之如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论语•泰伯》）。
（译文：舜有五位大臣，就把天下治理好了。武王说："我有治世能臣十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尧舜时期和武王时期相比，人才是最兴盛的。武王说有治世能臣十人，其中还有一个妇女，其实只是九人而已。"）
这不是说妇女不算人吗？起码是说妇女是没有政治人格的。这些岐视妇女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实为落后加反动。但孔子时代是个宗法制的男权社会，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思想，是社会潮流，是合乎当时的礼制和习俗的。我们今天可以认为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需要扬弃，不能继承；但也没有必要把孔子批倒批臭，我们可以不提倡，但对孔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说出这话，应该理解，这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又如：庄子主张心灵逍遥游，这种心灵的活动是"无待"的，是不凭借什么物质条件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消极遁世行为，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办到的。但庄子产生这种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又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是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民生困苦，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社会严重地不公平；庄子的这种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怀疑，批判与反抗精神。如果我们脱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庄子的这种思想便难以理解，那就必然要形成两个极端：要么是嘲笑批判庄子的那种纯主观幻想和脱离实际；要么是对庄子的那种纯主观的精神境界，盲目地赞赏，而没有任何理性的批判精神。于丹属于后者。她的《<庄子>心得•序言》的标题是:"我们的心可以遨游到多远"，好浪漫哪！那我们就较较真，来个实证主义。于丹教授不妨到一个风景优美，杳无人迹的地方去，来个"无待"（没有物质凭借）的逍遥游。当然，既然是无待，就要和一切物质条件脱离，不要吃饭喝水，不要穿衣服，每天坐在那里神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译文：顺着自然的规律，驾御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来遨游无穷的宇宙。）那么，她的心可以遨游到多远呢？"答案很简单：游不了多远，俗话说："阴七阳八"，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七八天就饥渴而死了。人活在世上，能做到真正的"无待"吗？当然，对于庄子的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这样认识，要肯定他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反抗的精神，要研究他的思辨方法，更要研究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而于丹教授对于这些比较艰深又不能不交待的问题（当然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述）都一律回避了，醇酒换成了白开水，尽管通俗易懂，却难以使广大观众（读者）真正了解庄子。
于丹的《<论语>•心得》是易中天先生作的序，题目是《灰色的孔子和多彩的世界》，这是源于于丹的话："在我的心目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易中天进一步发挥说：灰色等于没有色彩。不过灰色也有灰色的好处，那就是和任何色彩都能搭配。"如此说来，所谓"灰色的孔子"，就是一个没有时代，没有背景，割断一切历史联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孔子，只有这样的孔子，才能"和任何色彩都能搭配，"也就是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和古今中外的任何故事都能搭配，灰姑娘、白马王子、天方夜谭、一休、唐老鸭、刘罗锅、孙悟空都可以作孔子的搭配；你把他看成古人也行 ，今人也行，中国人也行，外国人也行，火星人也行，反正他"只有温度，没有色彩"。有这样的孔子吗？这还是孔子吗？这不是于丹床头的玩具娃娃吗？
二是"脱离经典作者整个的思想体系，孤立地、片面地讲解他们的所谓思想和言论。例如在《<论语>心得》第一章《天地人之道》里，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段话又印在书的封面上，可见这是于丹对《论语》一书的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也就是揭示了《论语》一书的主题思想。于丹还进一步解释说："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情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论语》〈心得〉5页）
《论语》的主题思想真是这样吗？就是怎样教给我们获得心灵的快乐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据《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
这个说法基本可信。但需要补充的是：《论语》不仅仅是语录，除了言，还有行，因而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
《论语》记录了孔子的学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文学、美学、音乐等许多方面。但《论语》的主题是什么？用于丹的话说，真谛是什么？
《论语•里仁》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怨而已矣。'（译文：孔子说："曾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曾参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别的弟子问曾参"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学说，不过是忠恕罢了。"）
那么，《论语》的真谛，《论语》中"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忠恕二字吗？古今一些学者对此产生了异议，认为曾子的概括也未必到家。很多人认为：孔子学说的真谛，主要是礼和仁，礼，并不仅是礼仪、礼节，它是古代各种制度，规范、习俗的总和，那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春秋时期，社会动乱，礼坏乐崩，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季氏"八佾舞于庭"（佾，舞列一行为一佾，古代只有天子可用八佾之舞，即八八六十四人；鲁国当权的正卿季平子也用八佾之舞，是违反礼制的行为，受到孔子强烈的反对）。礼是孔子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仁。《论语》中孔子谈仁的地方很多，仁字屡见。根据具体的对象和场合，孔子对仁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要言之，它贯穿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众德的总汇，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颜回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译文：约束自己以符合礼制的要求就是仁）。可见礼也包含在仁里，是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高度概括起来，《论语》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仁字，《论语》的真谛就是仁学。
那么，这和于丹所概括的"过心灵的快乐生活"，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于丹之论，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根本歪曲了孔子的思想。如此曲解孔子，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于丹《〈庄子〉心得》第二章叫做"境界有大小"，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于丹的境界和孔子的境界孰大孰小吧！孔子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主张"为政以德"（《为政》）"汎爱众（《学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近者悦，远者来"（《子路》），"修已以安百姓"（《宪问》），这些都属于仁学的范围。而于丹所说的心灵的快乐，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精神享受，是自私的、利已的，怎能和孔子的境界相比？在这里，孔子的伟岸、崇高的色彩没有了，变成了追求个人心灵快乐的庸人。于丹是用自己的情趣和价值观抹掉了孔子鲜明的色彩。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我们也模仿说一句：于丹之器小哉！"
三是断章取义，脱离本章节的中心思想，任意发挥。
例如：庄生梦蝶的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见于《庄子•齐物论》。庄子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于丹解释说："庄子告诉我们：人最难认知的是自己的心。人最难解答的就是：我究竟是谁？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去善待他人。"（《庄子》心得）之四：（《认识你自己》）
这根本就是脱离了《齐物论》一章原来的观点，于丹信口开河，和原意并不沾边。这是一个哲学命题，诶的是相对性和绝对性，说起来很麻烦，后面将专文阐述，这里就不展开了。《庄子》是一本哲理深遽、思辩性很强的书，本来是不太好进的；而到了于丹手里，却是举重若轻，信手拈来，都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东西。她在《〈论语〉心得》里说："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是的，《论语》并不复杂，但也不像于丹所认为的那么简单。我们虽然不主张"敬畏"经典，但也不能用轻率的态度对待经典。在央视上，面向大众讲课，通俗易懂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为了通俗易懂而丧失科学性和严谨性。况且有的时候，于丹自己也没有弄懂。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曾经出版过研究《论语》专著的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对记者说："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她的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转引自天涯网：《天涯杂谈》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这就叫"无知者无畏！"
以上是于丹的三脱离。至于一链接，就是把经典的语录或片段，与中外小故事链接起来。上一节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就这样，非古非今，不中不外，无源无本，超越时空，没有色彩，只有温度的孔子和庄子便被"鼓捣"出来了。广大群众不明真相，误把于丹当成国学权威，于是于丹火了，被偶像化﹑神化了。
于是，正像有人所写的：
孔子着急了！
庄子生气了！
四．于丹的三重装甲
于丹原来预料，这么"鼓捣"出来的《心得》"会有人骂"，没想到歪打正着，竟火了起来。但骂的人（正确地说：是批评的人）还是有的，有不少人醒过腔来之后，觉得是被愚弄了，因而批评的声浪越来越猛了。但于丹对此却表示"淡定"、"不介意"，除了面对媒体的采访，轻描淡写地应付几句之外，并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回应。她为什么如此胸有成竹，临变不惊？其实善于策划的于丹，早已给自己装上了三重装甲，有很强的防御能力，四面八方的批评对她是奈何不得的。
这三重装甲是什么？
一曰：非学术。
据新华网报道：她在接受新华网记者张守刚采访时说："大众传媒面对的不是学者和研究者，它面对的是最广大的观众。所以汲及学术观点论证，思想内部矛盾以及哲学理念这些东西，我都不提出或展开。"又说："我讲的就是心得，不是学，如果是学，我也不会拿到电视台上来讲。"还说："在这个仅仅十讲的大众讲座中，我不能做学术探讨。我只能把《庄子》最能接近当下生活，最容易让人们接近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初看起来，这些话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仔细一琢磨，却使人难以苟同。
在于丹两部《心得》的封底上，都印着《百家讲坛》的宗旨："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对于这一宗旨，我的理解是：
1、在《百家讲坛》上讲课的应该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而不是普通人，不然怎么是"家"？
2、专家，学者们通过《百家讲坛》这座桥梁的中介，为老百姓服务。当然不是给老百姓擦皮鞋或理发，而是要在老百姓中普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科普工作。
3、科普工作并不是与学术无关，而是把学术成果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所讲的内容无一不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过早期的成果如今已成为常识）。不变的是学术，是科学，可变的是讲述方式。阎崇年讲明清，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等等，所讲的都是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能说他们与学术无关吗？《百家讲坛》的宗旨，并不是非学术的，而是把学术通俗化，大众化。于丹把学术与通俗化对立起来，似乎通俗化就需要阉割经典，回避学术，避开难点，只讲那些浅显的、有趣的内容、脱离主题、随便发挥。观众只是听着明白、有趣，而对于孔子和庄子的学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却一片茫然。这种明白，实际上是不明白。
于丹声称自己非学术，乃是她的一层护身的装甲。是在告诉人们，我这个不是学术，不要用学术的观点要求我。这是拒绝批评的一种招数；也是为她的浅薄的讲述进行辩解。
第二重装甲是"心得"。
于丹确实是一个聪明透顶的策划人，这"心得"二字妙极了。她自己声言：一百人有一百个心得，一千人有一千个心得。意思是：既然是心得，那就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也没有说它一定正确。你不同意，也可以发表你的心得呀。
这是一个与上面性质相同的问题，只是角度稍有不同而己。还得先从《百家讲坛》的定位说起。你既然以专家、学者的身分，在那个平台上传播传统文化，就应该具有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无论叫"品"也好，"谈"也好、或叫"心得"、"已见"也好，观众都以为你是在做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宣讲，你对观众也承担着学术责任。想在"心得"的幌子下开小差是不行的。一百人有一百个心得，一千人有一千个心得，这不假；但博士，教授的心得能和普通人的心得划等号吗？普通人的心得，能站在《百家讲坛》的平台上，向亿万观众宣讲吗？你掌握了垄断性的话语权，又想不负责任，用"心得"二字阻拦批评，这合适吗？
第三重装甲是"请看原著"。
原来两本心得后面都附有原著，除了提高书价的商业目的外，还是阻拦批评的又一种办法。在各种访谈中，于丹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心得"不全面，欲知全貌，请看原著。但还是那句话：你的受众中的大部分人，能看得懂原著吗？如果有那个水平，还听你的讲课干什么？你这种论调，就是俗话所说的："孩子哭，抱给他娘。"这不过是推卸责任的遁词而己。
看！多么高明的策划啊！一则曰：我这不是学术，不要用学术水平要求我；二则曰：我这是个人心得，只是个人看法；三则曰：我讲的好坏，并不重要，你去看原著好了。
三重装甲在身，似乎完全可以挡回批评，推卸责任了。于丹：高！
但事与愿违，尽管这样，批评的声浪却铺天盖地而来，看来在广大读者之中，也不乏有心之人。这应了庄子的寓言：有用成为无用。早知如此，当初真不如不搞装甲，来个无用之用有多好。
五、让批评不再尴尬
于丹讲《论语》、讲《庄子》，见识既浅薄，在知识方面又出了那么多硬伤，足以说明她的古典文化知识不算过硬,古文的基础也不够扎实。在CCTV《百家讲坛》上面对亿万观众，传播古代经典，实在是没有自知之明。一种时尚的东西，由于在开始阶段人们缺乏判断力，难免要受她的怱悠而不明真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清醒过来；除了一部分崇拜者仍然不顾事实盲目吹捧之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她表示失望了。复旦大学都授、历史学家朱维铮因此提出了一个看法：经典不能随便传播，传播需要有一定的资格。当然，这只是一种愤激之言，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而且也违背了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宗旨。易中天先生对此公开提出了质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古代经典不是文化的禁区，谁都可以讲，谁都可以发表自由的心得、体会和学术观点，这是言论和学术自由的表现。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你有发表和传播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的自由。只有批评能跟上去，这个武器能运用得好，才有利于文化、学术的健康发展；大众才不会被亵渎、阉割、曲解经典的人所误导。也就是说：言论和学术自由应该有两翼--两个翅膀：一翼是发表、宣讲自由，另一翼是批评、辩论自由。有了这两个自由，那么传播经典就不必限定资格。谁讲都可以，但不是讲完拉倒，忙于去出书、数钱，而是要在批评、辩论的氛围中进行鉴别，接受考验。优者胜、劣者汰、偏者全、错者改、伪劣产品要淘汰出局。而在批评、辩论的过程中，当事人和广大群众会受到心灵的洗礼，会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会提高知识水平、改善思想方法，是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这对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但在当前的中国，在文化学术领域开展批评、是很难的，是相当尴尬的；尤其是批评名人，更是难上加难。批评者要顶着很大的压力，要挨骂，要被妖魔化。不信，你不妨打开网络看一看，在批评易中天、于丹等名人的帖子后面，有许多人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么几个概念：
1、看人家出名你嫉妒了。
2、谁出名就批谁。
3、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4、跟风炒作。
5、看人家挣钱，你眼红了。
6、文人相轻。
7、文革风。
8、有本事你也上来讲。
此外当然还有，但这八种说法出现的频率最高，我们可以称之为"粉丝八段锦"，因为持这些论调的，多为粉丝或准粉丝。这些人一般文化水平较低，说不出什么道理来，难以有的放矢，而是先把屎盆子扣在对方的头上，恶心人家一下。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连解释的余地也没有。别废话，说你嫉妒你就是妒嫉，说你是炒作你就是炒作，说你是酸葡萄心理你就是酸葡萄心理！你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是难以声辩的。
这是一种极端的蛮横的专断的风气！
不仅如此，还污蔑批评者是"跳梁小丑"、"吃饱了撑的"、"讨厌的学究"、"儒腐"等等。还动不动就拿什么"咬文嚼字""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之类的词句来责难对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上述的种种污蔑和责难，我们该怎样回应呢？
第一，在文化学术领域，应该允许批评和鼓励批评。对于批评者，你不能先抠人家的动机、整人家的态度。有些人总爱说批评者是"文革风"，难道你这不是"文革风"？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嫉妒？是想出名？是自我炒作？有什么证据？用什么先进的仪器测出来 的？或者你像孙悟空一样，变个小虫，钻进人家肚子里去看了？这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可能是以小之心度小人之腹，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总之，别管谁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这种人的出发点是"小人之心"，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提法的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就是蛮不讲理的，就是扣帽子、打棍子。事实上，动机是无法考察和界定的，在这方面兜圈子，实在是毫无意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管批准者动机如何，不能先来个"有罪推定"，而是应该根据他具体的论点，进行声辨。他哪一点批评得不对，可以针锋相对地反驳他嘛。如果讲不出一点道理来，只能用这"八段锦"给人扣帽子，对人打棍子，那就太可悲了。
第二、所谓"谁出名就批谁"，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有错才批，没错批什么？批的是错，不管你是不是名人。另一个层面：比起一般作者来，名人的书有错，更应该批评。吃柿子是挑软的揑，批评应该是挑硬的揑。道理很简单：因为影响面大有不同。一般图书，卖上个几千册或万把册，对社会的影响面相对较小。而名人的书就不同了，于丹和易中天二位教授的书，一卖就是几百万册，如果有错，影响面就非常广，就更应该集中火力批评，以免误导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名人的错，绝对不能放过。当然，并不是"谁出名就批谁"，而是谁有错就批谁，名人的畅销书有了错，更应群起而批之，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第三，所谓"跟风炒作"、"想出名"。我们知道：一种时尚的东西，自然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也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批评的意见。如果批评名人就扣上"跟风炒作"和"想出名"的帽子，把批评名人划为禁区，一旦成为名人，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就应该由他们垄断话语权，那么文化学术领域还有正常的批评了吗？当然，会有人因为批评名人而出名的，那又怎么了？只允许于丹、易中天等人放火，就不许徐晋如、马千里，塞外李悦等人点灯吗？难道出名也是少数人的特权？这是谁立的规矩？
第四，所谓"有本事你也上来讲"。经常听到于丹、易中天的粉丝们这样对批评者叫号，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觉得无聊得很。在鲁迅的那个时代（上世纪2-30年代），就有关于厨子（现在叫厨师）和食客的争论。厨子比作作家，食客比作批评家。有人批评某作家的作品不好，作家就会对厨子说："你也做上一道菜让我尝尝啊！"这和当今"有本事你也上来讲"的叫嚣如出一辙，想不到几十年前的文坛佚事，现在又重演了。其实，关于厨子和食客的争论，那时已经形成了共识：食客就是有权力批评厨子做的菜，不一定非得自己做上一道不可。厨子就是厨子，食客就是食客；作家就是作家，批评家就是批评家；分工不同嘛。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观点，回应那些粉丝们的叫嚣。但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还可以补充两点：
一是：食客也不是都不会做菜，有的还可能不比厨子做的差。比如：批评于丹的那些人，让他们也写《〈论语〉心得》或《〈庄子〉心得》，不一定就不如于丹。也许哗众取宠的本领要逊色一些，但起码不会把《论语》和《庄子》讲得面目全非。
二是：毕竟只有一个中央电视台，只有一个《百家讲坛》，怎能谁都上去讲？叫号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不是要你真的上去讲，不过是反对批评的一种借口而已。
以上所讲，都是有关文化学术领域的批评与反批评问题。目的是让批评者理直气壮地开展批评，被批评的人及其追随者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最后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话题：
一个时期以来，在网络上，批评于丹的帖子非常火爆，有如鹅毛飘舞，恰似雪花翻飞，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从观点上来看，有的反于、有的挺于、还有少数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前，几个大学的十博士打出了反于大旗，但由于语言偏激，说理不充分，导致出师不利，挺于的似乎占了上风。但近期以来，由于塞外李悦和新加坡一位网友的出阵，反于派已经峰回路转，逐渐占了上风，挺于派渐有招架不住之势，他们反复祭出的法宝："粉丝八段锦"似乎也失去了光芒。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于丹在网络上"败走麦城"的同时，在社会媒体（报纸、期刊、电视）上，却始终是对于丹一路赞歌，反对于丹的强烈声浪被隔断了、于丹却照样微笑地接受吹捧式的访谈、照样以"专家"的身份到这里讲演，到那里做报告，兜售她那自己泡制，盗用孔子品牌的"心灵鸡汤"、仍然风光得很。尤有甚者，有的出版社竟不敢出版批评于丹的书，撕毁了合同。
为什么网内网外两重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也不想强解，还是抱着孔夫子那种"阙疑"的态度吧！但估计这样一来，于丹是不会罢手的。大约还会有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商君、晏子、孙武子、尹文子、鬼谷子、公孙龙子以及《五经》、《左传》、《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鸡汤、羊汤、牛肉汤、狗肉汤、莲子汤等，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反正这玩艺儿也好鼓捣，不就是抄几句原文，再配点小故事，一勾兑就出来了吗？讲解的对与错也没有关系，我这不是学术，只是心得，不信？可以看原文嘛！
六 于丹走红的合理与不合理
针对反于十博士（因为还有挺于十博士，姑且在"十博士"前面加上"反于"二字，以示区别）要于丹下课的呼声，于丹教授回应说："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北京娱乐信报》）也有的"于粉"说："下不下课，由人民说了算。"甚至有的名人也认为："于丹既然红了，就有其合理性。"
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愚以为：也合理，也不合理；归根结底，是不合理。
先说合理的一面。
从"存在即合理"这一逻辑出发，凡是现实存在的现象，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其形成的条件，存在的根据，因而都具有合理性。例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及最近发生的死了32个人的美国校园枪击案，都有其形成的条件，存在的根据，因而都具有合理性，也就是以偶然性形式出现的必然性。这种提法，纯属哲理上和逻辑上的问题，与事情的是非好坏没有关系。日寇侵华、德国法西斯上台，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当然都不是好事，但从哲理上和逻辑上来说，却有其合理性。为什么合理？因为它客观存在，是有来头的，用过去常用的一句法律术语说：叫作"事出有因"。
从这个层次来考察，于丹走红的条件和根据是什么？
第一，客观上有需要。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还有需要脱贫的群体存在，但总体来说是提高了）；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存在着不少因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仰和道德的危机。怎么办？西方的思潮功利性太强，不能完全适合国情民意。于是有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学习国学（甚至有人称之为复兴国学）的要求，想用古老的民族智慧来弥补心灵的空虚，在新形势下重建民族的道德规范。当然，这对很多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还缺乏可行性步骤和具体的操作方法。而古代经典在语言文字方面又晦涩难懂，与现代人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广大群众不太容易读懂，需要有人用通俗易懂，饶有兴趣的语言来讲解，易中天和于丹等人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这一需要。
第二，传媒的宣传炒作。在目下的中国，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是电视台，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能在中央电视台露面，比在报纸上登整版的广告，作用更大。于丹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知名度大为提高；再加上电视、报刊以及网络上有大量的报道、访谈和评论，她很快便被塑造成为文化界的名人，站在央视的制高点上，俯视芸芸众生了。中国的传媒有一个特点，不善于发现新的热点，而惯于炒冷饭。于丹走红了，大家便穷追不舍，你也访谈，他也访谈，你也报道，他也报道，甚至连鸡毛蒜皮的事也都成为新闻。什么于丹小时候很自闭啦，现在出门找不到北啦，老公不许他开车啦等等，都为媒体所关注。但不知这与国学有什么关系。同时，中国有追逐名人的风气，于丹火了。什么"学术超女"、"文化奶妈"等桂冠也都戴在了她的头上。除了粉丝们的热捧外，许多单位也不甘示弱，这里请讲演，那里请座谈，还有什么大奖赛也请她当评委。据《江南时报》报导：南京有个叫范智的"文化名人"，开设了南京明星礼仪学校，传授中国现代礼仪学，最近招收了弟子13名，多为酒店经理和礼仪培训师，在孔子的风水宝地夫子庙祭奠孔子，举行拜师典礼。老师对学生的赠品是《于丹心得全集》，说是于丹讲的《论语》、《庄子》等古典书目，对于把握中国传统礼仪非常有帮助"云云。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范名人的中国现代礼仪学，和孔子有什么关系？又和于丹有什么关系？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于丹被媒体炒作成名人以后，马上便被人当作一种符号利用了。古有"三人成市虎"之说，又有三个人都说曾子杀人，其母不得不相信的故事，现代媒体的影响面可要大百万倍，千万倍。成千上万人总是听媒体喋喋不休地吹捧于丹，她能不红、能不火吗？
第三，社会上许多人的慕名从众心理，是产生于丹现象的温床。追星是社会上的一种病态，粉丝多是一些没有理智，迷失自我的人。于丹作为一个影视学的的大学教授，国学的功底并不太深厚，为什么竟这么火？还不是因为粉丝的痴迷和人们的慕名从众心理在作怪，人家说好，她也跟着说好；人家排队去求签名，他也不甘落后。究竟真好假好，他并不了解。然而就是因为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热捧，于丹才出名了，火了！
第四，于丹走红，当然与她的个人素质有关。所谓素质，并不是说她有多大学问，而是一些与学问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的东西。如策划能力，善于揣摩听众心理，嘴皮子利落等等。
以上说的是于丹走红的合理性，只是从"存在即合理"这种哲理上和逻辑上的角度来说的。
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合理是不同的。通常所说的合理；是指一种积极向上的事物，它利国利民，公平公正，符合历史的潮流，代表前进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上面所列举的日本侵华，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及最近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等等，尽管事出有因，我们也不会承认它是合理的。正因为它们不合理，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凶手落了个自杀而亡，死后还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
那么，从这个层面看，于丹的走红是否合理呢？
我们可以断然地回答：不合理！
为什么？我们不妨把前面列举的四个条件，来一个逆向思考。
第一，通俗地讲解国学，确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需求。于丹说："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这说得没有错。问题是：应该由什么人来上课呢？答案也很简单：只能由对国学有研究，学术功底深厚的人来上课。等而次之，有的人对国学虽然没有学术上的贡献，起码也应该对所讲的内容比较熟悉，不至于出现太多的知识性的错误。按照后者的要求，于丹也是不合格的。央视选择她来讲《论语》和《庄子》，是用人路线的错误。由这样的人占据讲坛，起了一个伪币驱逐真币的作用。反于十博士要求她下课，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十个人年轻气盛，语言粗暴，说理不足，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但愚以为：他们的大方向还是无可非议的。该批评的地方可以批评，但该支持的地方还是应该支持。
第二：关于媒体的宣传炒作。现在是信息时代，媒体宣传一些人和事，是份内工作，本来无可厚非。但过度炒作，严重地脱离实际，把凡鸟说成凤凰，把人话讲成神话，就不应该了。于丹头上的光环，身上的仙风道骨，本来并不存在，都是炒出来的。如果用这么大的力量来炒隋所丽娟或孙立群，那效果便会更大，因为比起于丹来，他们对所讲的内容比较有研究，起码没有那么多硬伤。被炒红了之后。也不会像于丹那样露馅的。
第三，有理智的人，不能盲目地从众。不要以为凡是众人追逐的事物。都是对的。前些年出现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很多人都经历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觉得可笑又可悲吗？
第四、于丹的个人素质，促进了她的成名。如善于策划，口才好，懂得群众心理等等。但这都不是最根本的东西。
那么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学识是否过硬。用老百姓的俗话说："没有金钢钻，不敢揽瓷器活。"而可悲的是：于丹没有金钢钻，偏要揽瓷器活。说句好听的话，叫做"敢想敢干"，说句不好听的话，便是"不自力量，胆大妄为了。"
总之，于丹现象合理，也不合理，归根结底，是不合理的。-这就是结论。
七、于丹问题的关键何在？
在眼下讨论于丹问题的浪潮中，有的反于，有的挻于，还有的站在中间立场就事论事的。意见很复杂，并不能简单地用反，挻，中三种类型来划线。
从反于的意见看来，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1、 阉割，曲解经典。
2、 在知识层面上，硬伤太多，有许多地方逻辑欠通。
3、 对经典没有敬畏之心。
4、 孔子，庄子的思想是落后的，今天不应该提倡。（这和上一条相反，各走一个极端）。
5、 回避社会矛盾，麻痹老百姓。
挻于的意见，主要有几个方面：
1、 讲述通俗，有趣，使人爱听。
2、 拉近了大众与古代经典的距离。
3、 对学习，复兴国学功不可没。
4、 讲的只是她自己的心得，没说就一定正确，又没有强迫你非接受不可。
5、 有错误没关系，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错。
列举完毕之后，我们对双方意见的是是非非，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怎么办？这团乱麻怎样才能理顺？那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余的一系列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那么，关键何在呢？我以为：于丹的学识不够，而又没有自知之明，用耍小聪明的办法对待古代经典，是问题的关键。
所谓学识，包括学与识两个方面。学，就是古典文化专业知识，学业功底；识，就是学术见解，也就是理论修养和逻辑思辨能力。于丹讲《论语》和《庄子》，对原著错解，曲解之处很多，硬伤累累。说明她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学业功底是有缺陷的，不能正确地理解原著。又由于她的理论水平不高，见解就难免浅薄。她的逻辑思辨能力较差，语言文字貌似华美，却经不往推敲。不是频繁地转换概念，东拉未完，又突然西扯起来；若不就是逻辑不通，语言的前后缺乏必要的联系。若是唱歌，这就是跑调；写文章就叫跑题。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里仁》（译文：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茫；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困惑。）可见，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读多少书也白搭；而读书不多，没有充实的学术功底，也很难形成多么高明的见解。但尽管于丹国学基础薄弱（当然是从专家教授的水平来要求），却善于耍小聪明，凭借自己善于策划的本领，利用我在上面谈过的"三脱离一链接"的简易的流水线，来泡制心灵鸡汤，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名利双收，这是和成功的策划分不开的。
关键既明，其它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挻于派说："于丹的讲授通俗，有趣，我爱听。"
但我要说：先别谈什么通俗有趣，先看看知识是否正确，观点是否妥善。知识有错误，观点有问题，那就是误导，越通俗有趣，误导就越深。
挻于派说："于丹拉近了大众与古代经典的距离。"
但我要说：表面看来，由于于丹讲座的热播，书的热销，知道《论语》、《庄子》的人多了，想看的人也多了。但通过这个渠道看到的，并不是真《论语》、真《庄子》，而是被于丹阉割，曲解的《论语》和《庄子》。除了少数人能乘势购买其它版本的《论语》和《庄子》的解读本，注释本之外，多数人看到的还是于丹的那两本"心灵鸡汤"。这样看来，对于多数人来说，与古代经典的距离，不是拉近了，而是拉远了。
挻于派说："于丹对学习，复兴国学功不可没。"
但我要说：从表面看来，似乎由于于丹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国学了，但那像关注"超女"和那个老大不小，脸皮甚厚的什么姐姐一样，只是一种时尚，而不是潮流，其中泡沫太多。一旦泡沫破灭，这种没有根基的所谓"国学热"便会变冷。什么时候国人真正去掉了浮躁之气，克服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冷漠快餐文化，真正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读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国学热"。
挻于派说："于丹讲的只是自己的心得……"等等。我在上面的文章里已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此处不再重复。
挻于派说："有错误没关系，谁能保证自己讲课不出错？"
这纯粹是一种开脱之词。奇怪的是：粉丝无知，这样说可以理解，而某些名人竟也有类似的言论。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说："目前不少人指出易中天、于丹讲解《三国》、《论语》过程中出现的学识错误，这些只是次要的小问题，我们更应看到他们文化普及的功能。"（引自搜狐网，07.3.15）国学名家李泽厚说：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北京娱乐信报》）按：于丹讲《论语》的错误，国学爱好者马千里提出来的就有十几处，如果把其他人提出来的都加在一起，那就不止十几处了。
这些名人为什么对于丹的错误采取了如此宽容的态度，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是边远地区人，对名校北大实在不敢望其项背。请问葛教授：北大的教师讲课，只引用了不多几条《论语》，至少出现了十几处错误，"只是次要的小问题"吗？作为我国顶级的名校，就是这样的学风吗？再问李先生：您自己研究学问，也是这样不严谨的吗？难道对错误的宽容，不是对学术的亵渎吗？
总之，说来说去，要归结为一个硬杠杠，就是知识的准确性。这是"一票否决制。"如果于丹的讲述，在知识方面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那么挻于派的许多观点。便都是可以接受的。讲得通俗，有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广大群众就需要听这样的讲座。只有这样讲，才能拉近大众与古代经典的距离，于丹对传播和复兴国学就是功不可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拒绝把于丹收入条目，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一切又不同了。
第一、于丹不该没有自知之明。你讲影视学也许是胜任的（？），但不应该讲你那并不在行的《论语》与《庄子》。
第二、能讲《论语》《庄子》的人多了，中央电视台不应该让于丹来讲。
第三、挻于派和"于粉"，"鱼丸"可以休矣！
第四、我们要对媒体说："马儿，你慢些走！"
总之，社会上的于丹热可以降温了。
在沸沸扬扬的有关于丹问题的讨论中，我觉得人们往往是概念不清的。例如：有不少人认为于丹应该肯定的地方，是她用通俗有趣的形式传播了经典，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前提：知识是否正确。已故相声大师马三立讲过孔子吃元宵的事，比于丹讲的更为通俗有趣，但那叫传播国学吗？
最后谈一谈对国学的态度问题，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即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然后融汇古今中外文化的精髓，推陈出新，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包括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这一立场出发，对传统文化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显然都是不可取的。因而我们对于那种认为传统文化毫无是处的民族虚无主义言论是不屑一顾的；而反于十博士的"敬畏"之说，又有国粹主义之嫌，也不宜苟同。当然，如果这"敬畏"二字是表示对待古代经典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能随便阉割和曲解，那就另当别论了。
八、媒体：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最近在国内（也包括海外某些华人圈子里），对于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百家争鸣"是学术发展的推动力，真理愈辩愈明，这场争论对国学的复兴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网络里，批评于丹的声音非常强烈，贴子铺天盖地。从反，挻两方面的力量对比来看，反方逐渐占了上风，挻方渐有招架不住之势，于丹的的名子，在网上已经不那么风光了。而在社会媒体（电视、报刊）上，却仍然是对于丹的一路赞歌，批评的声浪非常微弱，使人有网内、网外两重天之感。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发人深省的现象。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审视媒体对于丹现象的报道》，作者是陈力丹，曾庆春和艾诚，发表在《学习时报》上。该文认为：媒体的报道不公正、不平衡。第一，采取过滤与删除的手段。如：3月3日，有关两心得的签售仪式，许多媒体对火爆场面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而对于一男子亮出写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T恤衫的场面，则进行了冷静的报道，或干脆删去，只字不提。第二，批评的报道被边缘化，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报道。
文章说：由于媒体的报道违反了中立，客观，平衡的原则，造成了两种效果：一是建构全民喜爱《于丹〈论语〉心得》的虚构现实。二是放大赞同于丹心得的声音，把部分受众意见当成公众意见，把少数人的意见当成多数人的意见。
这篇文章很有份量，道出了媒体的不公正以及制造假象与泡沫的事实。这就是至今为止，批评的意见并未能损及于丹一根毫毛，于丹对此根本就不屑一顾，仍然到处张狂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最近，批评于丹两种《心得》的几本书要相继问世了。有马千里的《当〈论语〉遭遇于丹》，塞外李悦，世纪婴儿等人的《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以及以徐晋如为首的反于十博士的《解毒于丹》等四本书。此外，听说还有的书正在酝酿中。那么，媒体对这种现象抱什么态度呢？从目前一些报道的规模与语气来看，多抱着保留、质疑甚至嘲讽的态度。前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带有述评性质的报道，对批于诸书的出现，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我当时没有下载或记录，昨天为了写文章的需要又去点击了一下，竟被删除了。删除的背景如何？受了哪路神仙的点化？都不得其详。记得其中主要有那么两层意思：一是，与其花费时间去批评别人，不如自己也创作出一部书来。二是，记者采访了出版界的某权威人士，该人士说：这对书号和出版资源都是浪费。很明显，此公是持反对态度的。记得以前也听到有人在媒体上讥讽地说："有人专门以挑别人的硬伤为乐事。"言下颇有鄙夷之意。看来目前在我国的文化生活中，不仅广大的粉丝不欢迎学术批评（因为触及了他们心中的偶像），媒体中的某些人对名人也存在着敬畏心理，对批评者很不公正。中国有"主旋律"之说，似乎只是政治层面上的，应该不涉及学术上的争鸣吧？难道某人一旦成了名，他们在学术上的意见也成了"主旋律"，别人就碰不得了吗？说出版批评名人的专著是浪费出版资源，难道由经典语录加中外小故事勾兑而成、阉割、曲解经典的"心灵鸡汤"，一印就是几百万册，就不是浪费出版资源吗？说什么某些人"专以挑别人的硬伤为乐事，"这是何意？是说名人书中的硬伤也是宝贵，谁也不能染指，只能让它以讹传讹吗？是说维护名人的面子比误导读者还重要吗？谁也没有嗜痂之癖，给名人指出书中的硬伤算什么乐事？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那是一种良知，一种使命感，是对广大受众负责的表现，为什么不从这方面来考虑，非要将其妖魔化呢？
在这场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争论中，媒体的作用不应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有导向的作用。我们不能不质问媒体：你们是想恢复社会的良知，还是想继续搞造神运动？
当然，分析起来，媒体的情况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其中有利益链条上的单位和个人，他们靠于丹取得一杯羹，你想让他们站在公平的立场，无异于与虎谋皮，那是不能理喻的。问题是媒体中众多的单位和个人，和这个既得到利益集团沾不到边，还不知《玉堂春》一剧中的崇公道，连一双鞋钱也没有得到，怎么也这样偏心眼儿，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九、郦亮：你的嘴为什么偏向于丹？
最近看到中国新闻网上转贴了《青年报》记者郦亮的一篇报道，题目叫做《借名人之名行推销之实，于丹两心得引出四本批判书》。所说的"四本批判书，"就是徐晋如等十博士的《解毒于丹》、塞外李悦等人的《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和马千里的《当〈论语〉遭遇于丹》。郦亮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不是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件事，而是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偏着心眼儿说话。文章一开头，他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自己的结论：
"近几年，借'批判'之名，行'跟风'之实，此类图书铺天盖地。业内人士呼吁，此风可以休矣。"
我们知道："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怎样争鸣？当然要靠论辨和批评。如果少数人垄断了发言权，不许别人提出任何异议，岂非成了一言堂？岂非又来了一个"罢黜百家"？那我们的学术文化还有活力吗？还能发展吗？
也许郦记者要说：我不反对"百家争鸣"，也不反对在学术文化领域展开批评和论辨，我反对的只是"借批判之名，行跟风之实"。这话乍听之下，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细一琢磨，这话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什么叫"借批评之名"？难道郦记者是在说"徐晋如、塞外李悦等人的书，不是批评性质的著作吗？他们从观点上、逻辑上、知识上、甚至语法上、读音上、给于丹指出了那么多错误，论述尖锐，语言犀利，不是批评是什么？郦记者为什么闭着眼睛不承认那是批评，却说那只是"借批评之名？"这合乎逻辑和情理吗？如果我说郦记者的这篇报道，其实并不是什么报道，只是"借报道之名，行什么之实"，你会同意吗？
也许郦记者要说：我不反对批评，我反对的是"跟风"。这也是说不通的。
什么叫"跟风"？就是有人因为某件事情出名了，别人跟在名人的后边，搞了一些后续的动作。如果我的解释不错的话，那么首先跟风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这些新闻记者，媒体中人。于丹对《论语》和《庄子》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这已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她的走红固然和她自己以及有关部门的成功策划有关，同时也是和媒体的大量跟风报道分不开的。拿你郦记者来说：为什么不去采访一下低保户或跟踪报道一下民工的生活，却为于丹吹喇叭？这不是跟风是什么？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我们记者当然要跟风，只是不许别人跟风而已。这不是只许郦亮放火，不许徐晋如、塞外李悦等人点灯吗？其实，跟风也并非就是坏事。现在媒体发达了，信息畅通了，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热点问题，又有什么不好？至于名人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更多的批评，也是情理中的事。试想：一个普通作者出一本书，不过印上几千册，顶多万把册，既或书中有错误，影响面也不大。而于丹的两本心得，一印就是几百万册，而且里面的错误还不少，这影响就大得多了。难道不应该批评一下，以正视听吗？吃柿子要挑软的揑，批评却应该先揀名人批（当然是在名人有错的情况下）。这就是说：比起非名人来，名人要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的也应该受到更多的监督。
也许郦记者又说了：跟风就跟风吧，批评就批评吧！可他们是借名人之名而推销自己的书。
什么叫"借名人之名"？难道于丹不是借孔、庄二子的名吗？她不仅借名人之名，连名人的原著也被收在自己的书中卖了钱。再者说：这年头，只要是沾了商业的边，谁不推销？"营销学"还是一门学问呢。难道CCTV不推销？出版社不推销？于丹不推销？不推销，为什么要风尘仆仆地到处签名卖书？拿你们报社来说，征订时不发广告？不印宣传品？于丹等是凭借强势媒体推销的，而那几个批评者，作为弱势群体，既或推销一下自己的作品，那声音也是极其微弱的。闪电雷鸣你充耳不闻，对小虫的鸣声却感到那么不舒服，只能说明你把心眼儿放偏了，你的嘴也是歪着长的。
对于那些书的内容，郦记者说："抓住的于丹硬份不多，说得最多的还是对孔子和庄子理解上的分岐。"这真是点睛之笔！为于丹辩护的意图跃然纸上！我怀疑郦记者对那几本书是否都通读了？如果没有通读就下结论，是否有失武断？拿于丹的《〈论语〉心得》来说，虽然借用了《论语》之名，真正引证《论语》的内容却不多，有很多篇幅讲`的是和《论语》不沾边的中外小故事。《论语》共493条（章），《〈论语〉心得》只引用了68条（章），仅占原书的13%左右。光马千里一个人就挑出硬伤十几处，其他人挑的还不算，加在一起要不下20余处，那硬伤就要占她引证的内容的1/3左右。这还少吗？在任何一个学校`（不管是中学大学），错误占所引内容1/3的教师，就是不合格的教师，即或校长不让他下课，学生家长也不能答应，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对《论语》和《庄子》理解上的分岐、那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孔、庄二子离开我们都在两千年开外了，经过古今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对孔、庄学说的理解，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现在已成为常识性的东西。在没有充分论据的的情况下，是不能搁置旧说而随便乱讲的，讲错了也不能以"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为遮羞布的。什么《论语》的真谛就是快乐，小人就是小孩子等等，明明是讲错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应该说：于丹的两心得，硬伤、软伤都不少，郦记者为其开脱是徒劳的。
郦记者还感叹地说："为什么不直接出写着自己观点的图书，而偏偏全是批判？"
郦记者在前面说，批判的书"铺天盖地"，这里又说："全是批判"，太夸张了。现在摆在书店里的琳琅满目的图书， 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写着自己观点的图书"，怎么会"铺天盖地"地"全是批判"？我们现在书评还不发达，书评类的书是不多的。郦记者抹杀书评的意义，想要取消书评类图书，提倡自己说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要批评别人。这种主张是荒谬的。其实他的本意，只是反对批评于丹而己。站在谁的立场说话，不是非常明显吗？
在文章的最后，郦记者又搬来了如来佛主，要压孙悟空：
"资深出版人李孝国认为：有了批判，就搭上了名人这条船，借名人之名，行推销之实。……跟风其实也是一种浪费书号的行径。5个书号，原来可以出五本书，阐述5个观点，但现在只能阐述1个观点。其他4本书都在批判，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这无疑缩小了读者的视野，对读者是一种损害。"
在下孤陋寡闻，对出版界的内情所知甚少（于丹的父亲是资深出版人，我最近才知道），真不知这位同样资深的李先生是"何其人"（借用一下于丹的时髦用语）。但恕我不恭，李先生的奇谈怪论，我实在不敢苟同。什么"借名人之名，行推销之实"，"跟风"等等，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过，这里不再重复。下面对李先生的其它高论，简单地谈一谈自己的管见。
第一，既然"名人这条船"，谁也不许搭，批评名人已被划为禁区，那么以后名人爱怎么怱悠，就怎么怱悠，把天捅出个窟窿来，谁也不许说半个不字了。但我奇怪：新闻的话题多矣，你和郦记者为什么也谈于丹问题？也搭上了这条船？你们"借名人之名"究竟要搞什么"之实"？
第二，于丹的两本心得，再加上批评的四本书，一共是6本书，6个书号，李先生少算了一个。就说这6本书吧，照李先生的说法，于丹两本书谈两个观点（姑且这样说，其实一本书并非谈一个观点），批评于丹的四本书起码是四个观点，怎么能说和于丹谈的是相同的观点，"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其实他们的观点和于丹是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如果相同还批评个什么劲儿？这一点，李先生不可能不明白，只是故意抺杀批评者的创意，贬其推动国学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保护于丹，压制批评的目的而已。
第三，说什么"缩小了读者的视野，对读者是一种损害"，真是上纲上线，危言耸听！难道全国人民都读于丹的书，听于丹的话，视野就扩大了吗？对读者就不能造成伤害了吗？我看正好相反。光读于丹的书，受其误导，听不到不同的声音，错的也当对的听，视野怎能扩大？心灵怎能不受到伤害？而且百家争鸣没有了，变成了于丹教母的一家独鸣了，我国的学术文化还能健康地发展吗？
最后要澄清一下：我和批评于丹的四本书的作者们素不相识，他们的观点我也不是完全同意的。我只是从不可取消书评，不可压制批评，特别是不可压制批评名人的角度，来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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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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