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代的史官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档案工作者。据周雪恒教授的研究， “史官的主要职掌是一种古老的‘天人之学’，他们代天转达其意志，代王向天有所请求，是人神之间的媒介，他们起着神的作用，是神权的代言者。因此，商代王命大政必由他们决策、记载、下达，并由他们掌管。”[1] “他们运用自己垄断的文字知识，记载政事，制作策命，下达王命，掌管档案。从这些意义上看，他们不仅是商代重要的执政官员，同时又是商代档案的形成者和保管者。”[2] 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最早的档案工作者，史官不仅肩负保管档案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决策。后来，随着国家社会事务的繁忙以及社会分工细化，随着档案数量的日益增加和档案工作的专业化，档案工作逐步独立出来，从直接参与决策转向更多地以保管档案为主、辅助决策为辅。档案工作者也逐步从“幕前”转到“幕后”，从决策者转向保管者。而新时代的来临，可能为现代档案工作者提供了一次从“幕后”走到“台前”的绝好机遇。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记忆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到了社会记忆的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人类将共有的记忆和个人记忆放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储存在个人的大脑中；第二次革命是冲破人类记忆的障碍，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找到新的储存方法，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等；第三次革命不仅拥有比前两次革命更为先进的记忆储存工具，而且这种存储方式不再是消极静止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它不仅仅限于社会记忆量的变化，而是正在向社会记忆输入生命，使这些符号再次被人脑所吸收、加工、组合，将“瞬息即变文化”组成或合成为现实有条理的模式，并使之成为人类能够自由支配的有条理的信息，从而达到能够保持全部文明记录的能力。”[3] 可以看出，托夫勒对社会记忆革命的划分主要是以记录方式的变革为依据的，从人脑到文字再到信息技术。而社会记忆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从简单机械的对社会记忆进行静态堆积到通过再次加工对社会记忆进行动态的组合，并根据社会需求提炼出其中的知识，使之在虚拟的环境中获得新生。由于信息技术在文件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因此档案工作者可以摆脱繁重的档案实体管理事务，将注意力集中到档案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从而实现自身管理职能的历史回归和角色重新定位。

在信息技术应用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下，企业档案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档案工作模式的变化带来管理内容和管理职能的转变

由于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大量出现，档案工作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赋予档案工作内容和职能新的涵义。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面对当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档案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后保管模式”理论。所谓“后保管模式”，是针对档案工作长期以来以实体管理为中心的“保管模式”的发展变革，库克认为：它是“将传统理论对实体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4] 我国档案学者冯惠玲教授将其总结为“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5] 因而，档案工作者的视线应该从档案室中的档案实体延伸至档案产生来源。库克认为，“电子时代档案来源的概念需要重新考虑，它不仅指文件的形成机关，更包括其形成目的、形成活动、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等等。”[6] 即来源指的是文件的形成过程及背景。由此可见，档案工作者必须积极介入文件形成活动中去，实现前端控制，不仅要研究文件的职能和活动过程，还要找出隐藏在文件表面内容下的人的主观思想、社会权力对文件形成意图的控制，让新来源观反映真实的历史，保证电子化时代档案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档案工作重心的转移

“纵观档案工作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可以看到档案工作走过了一个由重视业务管理到重视档案文献的编辑加工，到重视档案信息资源深层次加工，再到重视知识加工的过程。”[7]而每一次发展的进程都是同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档案材料寿命的有限性和档案利用上的长远性的矛盾，档案工作者在弄清了档案的种类和范围之后就可以办到；第二阶段要解决档案材料副本的有限性和档案利用方法性的矛盾，这要求档案人员必须进一步了解档案的性质和特点；第三阶段是解决档案材料的多样性和档案利用上专题性的矛盾，档案工作者只有在把握档案材料种类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档案的用途以及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才能做好此项工作。

贺真教授认为，在信息化大潮的推动下，档案工作尤其是企业档案工作已经开始了信息化的尝试和探索，从技术手段、工作内容到管理方法等等都有了新的变化。首先，信息化为企业档案工作提供了技术手段，手工操作的档案实体管理的任务，已经部分地被计算机所代替，档案管理现代化逐渐简化着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和内容，实体管理的矛盾趋向缓和。其次，现代企业对企业档案工作的要求发生了重要变化，企业档案工作者熟悉的提供原件和一般资料性编研成品的基本服务方式，即将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及时的档案信息，特别是支持企业管理决策的信息。这就意味着，企业档案信息开发的任务日益艰巨，要求企业档案工作者从企业档案保管和加工者，变为企业信息的管理者、研究者和利用者。通过捕获、分析和沟通企业档案信息，不仅要浓缩知识，及时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能量，而且还要从过去缺乏认识或尚未认识的档案信息中进一步发现新的数据关系和规律，帮助企业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8]

如今面对知识经济的新环境，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企业档案工作者的面前：你对档案的内容究竟知道多少？这个问题实质上表明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档案工作的目标是基于知识的管理，这个阶段将要解决档案内容的原始性和档案利用上的知识性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需要档案人员重视和了解档案信息资源的内容，而不仅仅是档案的形式特征或档案的某些内容特征。在企业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过去乃至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企业的档案工作的重心是积极主动的开发现有的档案信息资源为科研和生产服务。而这种开发也仅限于对档案信息的一种加工整合。现在来看，仅这样做还不够。在一个知识型企业里，要求档案工作还要将档案材料的内容进一步加工升华，使其知识化，并将其纳入企业知识管理的活动项目之中，促进知识的组织、学习、交流、协作和创新循环，充分发挥档案工作在企业经济活动中信息主导和知识主导作用。

上述企业档案工作内容、职能以及工作重心的变化，使企业档案工作者的职能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应由单纯的企业记忆的保管者向企业记忆的塑造者、知识管理者转变。过去，档案工作者只是企业档案馆（室）的一个保管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一库房里的档案的齐全完整，这在当时是毫无争议的。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档案已经成为一种不竭的知识资源，档案工作者也应该由过去的保管员转变为知识的提供者，积极将本企业的档案由原生性的信息加工组织成有用的知识，主动而有效地提供给企业的员工和决策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