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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什么才是创新的逻辑
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创造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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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为此,不久前《财经》杂志邀请世界著名创业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公众关心的创新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彼得·蒂尔是美国硅谷的创业和投资教父,被誉为投资界的思想家。根据他在斯坦福大学讲课内容整理出版的《从0到1》是全球畅销书。今年3月份,这位传奇人物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课程。

钱颖一则是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一直呼吁和推动创新。早在2013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联合该校十几个院系创建了新型教育平台“清华x-空间”(清华x-lab),着力发现和培育创意创新创业人才。

在对谈中,两位敏锐的思想者围绕什么是创新、创新与教育的关系、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问题富有挑战性,不同的观点互相启发,非常精彩。

他们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政府最重要的是为创新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彼得·蒂尔说,“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为什么要重视创新?

《财经》:现在许多人在谈论创新,但是人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各有不同。彼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先后攻读哲学和法律专业,后来成为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对创新问题有独到认识。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彼得·蒂尔:创新是非常难定义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了结果,才知道它是创新的东西。从宏观上说,创新是有能力对文明做出很大改变、而且在将来很多年里能够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东西。同时,在微观上看,一些创新的社会影响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到。

实际上,微观创新和宏观创新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比如说,很多人说Facebook只是一个沟通工具,不是很大的创新。但实际上,Facebook对人类相互沟通带来极大便利,影响非常大。还有Twitter,对人类文明可能不会有一日千里的影响,但是它在商业层面为许多公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般来讲,宏观创新有宏观影响,微观创新有微观影响。我自己关注的是宏观方面的创新。但是,有时候微观创新会有宏观的影响,那就是最好的了。

钱颖一:最早论述创新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日渐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说,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财经》:两位虽然对创新的定义不同,但是都认为创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具体来说,人类进步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

彼得·蒂尔:人类进步可以呈现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水平进步,也称为广泛进步,意思是照搬已经取得的经验,直接从从1跨越到N;

第二种是垂直进步,也称为深入进步,意思是探索新道路,从0到1的进步。

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是把世界从1推向N,复制一个模式比创造一个新模式容易得多。但是,每一次我们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就是从0到1。

从宏观层次看,全球化就是水平进步,它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广到世界各地。中国是全球化的典范,它已经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使得它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几步;垂直进步也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科技。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以使事情更容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

钱颖一:彼得先生在哲学层面是对的。不过我认为,从0到1的进步当然非常重要,同时也不要忽视从1到N。

因为从1到N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简单的模仿,一种是学习中创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之前有eBay、 Amazon,腾讯微信之前有Kakao Talk、Whatsapp,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微信结合中国市场有很多创新。由于中国的N非常之大,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从0到1”。因此,我把它们称为“有创新的从1到N”。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N的力量。在中国N 大于13亿,这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和社会效益与N的平方成正比, 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谁看到了中国的N的力量,谁就不会轻视从1到N的作用。

抓住中国市场巨大的N,并在1的基础上创新,释放N的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创业者们难得的机会。

《财经》:从中国到世界,重视创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人们都如此重视创新?

彼得·蒂尔:这和全球化的趋势有关。从1971年到2007年,全球化趋势非常强烈。全球化趋势在2007年达到了峰值,此后开始减弱。例如,从1971年到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值是GDP增长值的2-3倍。

另外一个现象是,2007年之前,美国所有年轻人都想去纽约做一个银行家。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你去纽约,你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故事。可是,2007年以后,大家都想去硅谷——并不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才导致人们跑到硅谷去——而是人们更想创新。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全球化的,也非常支持国际贸易和国家间人民的自由流动。如果终结全球化的趋势,这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也认为,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将越来越少。因此,人们就有更大的压力进行创新。

钱颖一:中国之所以重视创新,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依靠创新驱动增长,贫穷国家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就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创新与教育

《财经》:创新需要创新型人才。在你们看来,创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些素质可以培养吗,创新与教育是什么关系?

彼得·蒂尔:教育和创新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关系很复杂。首先,创新是需要知识基础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前沿事情,首先需要有全面的教育和一定的知识基础。大多数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是技术创新的人,确实很聪明,而且也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

但是,教育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帮助他们怎么样通过考试,怎么样去背诵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结果,人们变得非常善于记住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而不去进行更加有意思的尝试。

很多人说,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填鸭式教育”,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很多中上层阶级家庭都努力把孩子放到最好的学校里面去,这样孩子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课题。

我高中是在加州的公立学校,很自由,一年有三个月的假期,我就去做那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去探索想要做的一些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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