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管理学思想源远流长。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先秦诸子的学说着眼于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呈现出了“国家管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孙子兵法》因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的战略管理学著作。20世纪初,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逐步兴起并迅速发展,我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管理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方面学习和引进苏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学知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探索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模式。但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工业化进程为背景的。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无论是管理创新实践,还是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活动规律为己任的管理学术研究,以及以培养管理人才为目标的管理学教育,都取得了很大发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从无到有逐步建立,我国管理学整体处在“探索奠基”阶段

　　20世纪5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主要以学习借鉴前苏联模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引进了苏联的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制等方面奠定了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础。解放初期,我国企业十分注重总结工人日常生产工作经验和班组管理实践,总结推广了马恒昌小组(1949年)、郝建秀工作法(1951年)等若干先进生产管理经验。这一时期,我国理论工作者对管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方面推进了运筹学的研究与实践运用。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小组,许国志、刘源张编著了中国最早的《运筹学》,华罗庚编著了《统筹法》,向全国推广数量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二是在企业经济学方面,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孙冶方、顾准、卓炯等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少数理论先驱,他们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内部进行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为克服照抄照搬前苏联管理方法的缺点,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我国开始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及《工业七十条》就是有代表性的体现。1961年由马洪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编写了6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内部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奠基之作。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也编写了许多企业管理教材。这表明,经过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学科开始形成。另外,在此时期,大庆创造了“三老四严”经验,具有很大影响,体现了科学管理和精细管理的要求。

　　“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管理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管理的重要性被否定,财经院校的管理学高等教育被迫取消。“文革”结束后两年里,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很严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处于停滞阶段。进入1978年,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企业管理和管理学的发展也逐步得到重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破除了坚冰,该纲要将“技术经济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为第107项,新中国第一次在操作层面正式提出要推进管理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