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华:数字化拉动学习型城市治理升级

马丽华:数字化拉动学习型城市治理升级

作者:马丽华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3日 第06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进行部署。2023年,教育部印发《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提出,“把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这迫切需要我们立足本土实践,借鉴国际经验,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向城市与社区延伸,建设高质量终身学习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从能力建设、数据监测和多边协作等方面,推进全球学习型城市建设,发挥数字化在学习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借助数字化赋能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帮助城市破解发展困境、提升治理效能,迈向更加开放、智能与协同的未来形态,是当务之急。

数字化赋能能力建设:聚焦四类关键素养

  能力建设是学习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核心不在于资源有多少,而在于能否通过教育激活个体潜能、增强社会韧性、提升治理效能。

  当前,面对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学习型城市亟须重点培育以下四类能力:

  • 一是数字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即具备基本的数字工具使用、信息获取与判断能力,是进入数字化学习空间的前提;
  • 二是自主学习和持续发展能力,包括设定学习目标、管理学习过程、适应变迁的能力,是面对职业流动和生活重构的基础;
  • 三是社会协作和社区参与能力,强调个体在家庭、社区和组织中开展学习活动的沟通、协调和合作能力,是增强城市凝聚力和参与感的重要支撑;
  • 四是问题解决和创新思维能力,涵盖分析问题、整合资源、提出方案和创新实践,是应对城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关键素养。

  近年来,随着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运行、地方数字化项目快速推进,我国学习型城市的能力建设取得初步进展。面向学习型大国建设的新阶段,必须将数字化转化为能力建设的系统动力,推动数字化赋能能力建设的机制转型。

首先,以数字技术支撑能力诊断和精准干预。利用学习行为数据,建立分层分群的能力画像系统,实现从“统一推荐”到“个性诊断”;开发在线评估工具,动态追踪学习成效,为后续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以智能平台推动能力生成逻辑嵌入式设计。将“目标设定—过程反馈—能力迁移”嵌入课程结构和用户体验,真正让技术服务于能力成长。

最后,以城市间协作促进能力资源共建共享。探索区域间平台互通、课程互认、评估互联,构建开放式、协同型能力培育网络,实现能力建设从“点状突破”向“系统提升”的跃升。

唯有将能力建设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逻辑,学习型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发挥支撑个体发展和城市治理的双重价值,进而为构建公平、开放、持续的终身学习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数字化强化数据监测:建立动态反馈的决策体系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效推进,离不开科学、系统、动态的数据监测体系。作为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数据不仅要“看得到”,更要“用得上”、“调得动”。构建覆盖全球的学习型城市监测体系,要依托关键绩效指标和数据分析工具,对终身学习发展进行实时跟踪。

一是学习参与情况,如各类人群的注册率、活跃度、完成率等,用于判断学习系统的覆盖面和活跃度;

二是教育公平状况,聚焦城乡、性别、年龄、弱势群体等维度的资源获取差异,评估教育机会的可及性;

三是能力发展成效,包括学习后的素养变化、技能增长、认证结果等,用于衡量教育的产出质量;

四是平台运行效率,如访问量、停留时长、用户满意度等,反映数字平台的服务水平与优化空间。

  近年来,多地探索将数据融入学习型城市治理体系,取得初步成效。但从全国整体看,数据监测仍面临“三难”问题:标准难统一、数据难穿透、结果难反馈。

  面向未来,应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数据整合、智能分析和动态反馈方面的潜力,加快构建全国互联互通、分级应用的数据监测体系。

一是建立实时可感知、多维度采集、智能化分析的数据流转机制,依托人工智能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实现从“事后总结”向“即时判断”转变;

二是推动建立覆盖城市、区县、社区三级的指标框架体系,明确基础性与引导性指标,兼顾可比性与本地性;

三是强化数据与治理的衔接机制,将学习行为数据、能力发展数据与财政分配、项目评估、治理问责挂钩,真正形成“数据—反馈—决策”的闭环。

此外,还需推动监测工具向轻量化、模块化、本地化方向发展,降低中西部城市与基层社区的使用门槛,鼓励民间学习组织和社会机构参与数据采集和共享,逐步形成“全域覆盖、人人有感、层层联动”的学习监测生态,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持续、精准、科学的治理支撑。

数字化促进多边协作:打造制度化区域网络

  在建设学习型城市和迈向学习型大国的进程中,单一城市往往难以独立应对复杂挑战,必须依托多边协作构建能力互补、经验共用、机制联动的区域合作网络。

  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学习型城市的多边协作可概括为三类:一是学习资源共享,二是政策机制协同,三是联合项目合作。

我国部分城市已在区域层面初步探索出合作实践。例如,长三角地区依托区域教育一体化机制,推进数字平台互通、在线课程跨城共享与学习成果互认,建立“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学分银行”等。但整体来看,多边协作仍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平台割裂、标准不一,二是稳定的制度框架与支持机制亟待形成,三是协作公平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保障。

  数字化为解决这些协作难题提供了新路径。面向未来,须以平台联通、标准统一和机制共建为导向,推动多边协作制度化、可持续发展。

一是搭建国家级区域协作平台,整合各地优质学习资源、政策案例与治理工具,设立共享标准和开放接口,打通“数据通道”、“内容通道”、“项目通道”。

二是建立协作分层支持机制,对数字化基础较好的城市群,支持其探索治理联动、资源共建等制度创新;对欠发达地区,则提供低门槛的工具支持、培训服务和平台接入方案,实现“强带弱”“共提升”。

三是加强国际协作和话语权建设,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主动输出中国方案和治理实践,提升我国在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中的制度影响力。通过打造制度化、多层次的区域协作体系,数字化不仅是工具,更将成为提升城市集体治理能力的催化剂,为从学习型城市迈向学习型大国提供制度支撑和实践路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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